【观点】关于托博索事件、阿丽莎·阿拉诺与正义之问

熟悉我的人也知道我深有同感。Pinagdaanan ko rin ang landas na 'yon at, 'ika nga sa Ingles，我"九死一生"地活了下来。

Alyssa Alano（人称"Ka Dea"）等人在西内格罗斯省托博索交火中牺牲，这场悲剧所引发的震动，理应远超战术报告和社交媒体上那些冲动、两极化的反应。从过渡正义的视角来看，她的死亡不仅仅是战争的牺牲品；它是我们国家叙事中"未解决"问题的深刻症状。它清醒地提醒我们：只要武装冲突的根源得不到解决，这个国家将持续失去最优秀的人才。

学者们在山野中陨落，令人锥心之痛。学者们解构世界，想象新的未来。当一名年轻知识分子认定武装革命是其学术理想唯一剩余的出口时，这代表着我们未能说服他们——其实存在着不那么激烈的方式。每当一名学生在交火中倒下，我们便失去了一位未来和平的潜在缔造者。我们只剩下空洞的叹息："假如……"——假如他们的才华被用于推动制度改革，而非在山野交锋中消逝。

选择与代价

这种叹息对我而言绝非学术层面的；它是发自内心的切身感受。我深知那种选择的牵引力，也曾亲身经历，承受过随之而来的沉重代价。但我的信念已经演变。虽然革命的诉求往往是合理的，但武装斗争的方式却常常制造新的创伤循环，而过渡正义正是要打破这种循环。我们无法在无休止的流血之上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

年轻学者在武装冲突中牺牲，代表着一种系统性的问责失败，这种失败横跨国家与革命运动两方。对于过渡正义而言，问责不仅仅是追究谁扣下了扳机，更在于审视那些让此类悲剧一再重演的结构性问题。

国家问责：武力的相称性原则

对于国家及其武装力量而言，问责的核心在于国际人道法（IHL）与交战规则（ROE）的原则。当一场交火造成伤亡人数过多，或致使本可投降的人员死亡时，若干问责问题随之浮现：

• 相称性原则：武力程度是否合理？作为义务承担者，国家拥有权力与使命，必须接受更高标准的透明度审视。此事看来有必要展开独立调查。
• 指挥责任：是否存在相关机制以约束士兵的行动？他们是被命令保持合理克制，还是被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取得胜利？

菲共-新人民军的问责：招募与暴露的伦理

菲共-新人民军在招募青年及部署青年方面，同样面临深刻的伦理与政治问责。

• 将青年置于险境：这些学者是否被置于现代化国家军队的直接炮火之下？如果他们确实在运动"控制"的地区从事"研究"和"社区工作"，他们受到了怎样的保护？将这些易受伤害的青年送上战场，同样使其负有责任。或者，他们已自行决定成为战斗人员，无论是全职还是兼职？若果如此，就坦然承担，并以革命语言中的"殉道"为荣吧。
• 先锋队的责任：当一种革命策略在未能实现切实社会变革的情况下持续造成青年死亡，领导层必须为其意识形态坚持所付出的人力代价作出交代。

问题的根本在于和平的失败。军方坚持彻底击败叛乱；运动方坚持武装斗争的首要地位——双方由此封堵了这些学者追求改革的其他途径。问责意味着承认：以战争为政策的持续，正是制造"不满循环"、阻碍长久和平的根源所在。

共同基础：冲突的根源

双方最终的问责，在于他们共同的失败——未能将斗争从战场推进至谈判桌。

作为一个曾走过那条路、深感那些选择之重量的人，我看到双方持续缺乏问责的现实。国家将"击毙"定性为和平的胜利，运动方则将"牺牲"渲染为光荣的奉献。两种叙事都是便利的宣传，但对家庭和国家而言都是毁灭性的打击。我们必须寻找无需诉诸武力也能推动社会变革的方式。那些已逝者的记忆，不应成为延续冲突的燃料，而应化为寻求持久解决方案的庄重动力。和平不是斗争的缺席；而是一种体系的存在——在这种体系中，我们可以为正义而斗争，而无需为此付出生命。

持久的解决方案，需要双方停止将青年的生命用作各自议程的筹码。真正的问责，意味着切实解决无地可耕、贫困以及制度性排斥等问题——正是这些问题让"武装选项"显得诱人。在我们直面这些根源之前，我们对于持续失去的"Alyssa们"，都负有责任。– Rappler.com

Robert Francis Garcia 是《To Suffer Thy Comrades: How the Revolution Decimated its Own》一书的作者。他是人权团体"真相、疗愈与正义和平倡导者"（PATH）的创始主席及现任秘书长，同时也是过渡正义联盟（TJL）的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