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焦點】道德義務

我不知道自己聽到財富稅是我們這樣不平等社會中最正義的課稅方式這種告誡有多久了。而我再次聽到這個說法,來自一位持續不斷的告誡者本人——經濟學家兼政治學家桑尼·阿弗里卡(Sonny Africa),他是非營利組織IBON的執行董事,該組織因其進步主義觀點而讓富人和其他既得利益者普遍感到不安。 

我自己一直認為,這正是適合我們處境的觀點,在這裡富人越來越富,而窮人依然貧窮,他們本已龐大的隊伍還不斷加入那些從逐漸縮水的中產階級中跌落的人。這種狀況因一種文化而長期存在,這種文化讓政治王朝在財富和權力中根深蒂固,並將官員腐敗制度化。

桑尼·阿弗里卡的年齡與我的長子差不多,與另一位經濟學家相隔兩代,他與這位經濟學家很熟悉並不令人意外——已故的志同道合者亞歷杭德羅·利喬科(Alejandro Lichauco)。他告訴我,丁·利喬科的著作「是他讀到的關於民族主義經濟學最早的清晰論述之一」。 

利喬科確實以民族主義經濟學家而聞名——就像與他同時代的雷納托(「塔托」)·康斯坦蒂諾(Renato Constantino)以民族主義歷史學家而聞名一樣(《重訪過去》、《持續的過去》)。事實上,正是他們的「民族主義」稱號讓批評者——至少是其中那些夠大膽的人——抓住藉口來攻擊他們。他們批評的要點在紙面上可能看起來不錯,但在實踐中顯然證明是幼稚的,即經濟學和歷史學應該作為中立的學科來追求,不受任何觀點的影響,無論是民主還是愛國的觀點。

從我自己的職業中做個比較,這就像以最原始的方式報導新聞,不加評論或註釋,或者如果你願意,不加任何添加物,無論它們在提煉公共議題時多麼相關、澄清或可能有用。擔心的是,報導中觀察到的任何客觀性都會因稀釋而喪失,彷彿新聞一旦脫離現實並用語言復述就不會自動喪失客觀性似的。

儘管客觀性確實是硬科學的標準,這是由可量化的因素和實用公式建立的標準,但客觀性在僅從假設出發的事業中並不適用,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就是如此。 

無論如何,我上週在電視上看到桑尼·阿弗里卡談論石油進口緊縮的前景,以及隨之而來的價格飆升,更不用說可能的全球衰退,這一切都是當前中東戰爭造成的。作為一項反射性的緊急措施,我們自己的政府正訴諸補貼,並考慮減少或暫停石油產品的貨物稅。

作為一項長期措施以獲得更大的經濟靈活性,阿弗里卡再次敦促對億萬富翁徵收財富稅,首先針對前15名——我推測他指的是美國雜誌《富比士》榜單上的15位菲律賓美元億萬富翁。如果由我決定,我會一直追溯到最後一個億萬富翁。當然,在我們這樣悲慘的環境中,一個億萬富翁就已經夠荒謬了。 

阿弗里卡還指出,企業淨收入20-25%的稅收因故意虛報而被規避,導致政府損失高達12%。根據簡單的零和計算,這部分損失中的很大一部分必然作為不義之財流向了我們的億萬富翁和其他機會主義者,因為最近曝光的確鑿證據表明,我們的官員準備與任何與政府打交道的人——無論是承包商還是大納稅人——串謀收取回扣。

一直以來,我們極其富有的人成功地按照自己的條件,通過基金會拿出一些錢做慈善。然而,這種所謂的非營利舉措實際上更像是為他們塑造形象的技巧,而不是縮小財富差距:它宣傳一種可疑的美德,而且更有利可圖的是,它起到了避稅的作用。它被疫情封鎖期間中產階級和剛好足夠富裕的群體為飢餓的窮人主動設立的社區食物櫃徹底比下去了。

事實是,我們的億萬富翁沒有被本應遏制他們強迫性過度行為的稅收追究法律責任。這種失責導致了一個理論的驚人失敗,這個理論規定將財富水龍頭的控制權留在富人手中,因為毫無疑問,他們只允許涓涓細流,而本應作為長期道德債務慷慨流向窮人的卻寥寥無幾。

任何財富稅都必然會引發令人癱瘓的論點,即它又打開了腐敗的另一個機會,無論是直接竊取還是共謀交易。由於國家的任何創收努力都可能做到這一點,這是一個隱含地促進不平衡現狀的論點。

可以肯定的是,在反腐敗運動中不應該有任何妥協——畢竟這都是道德義務的一部分。但為了不在我們道德優先順序的混亂中忽視最終目標,這個目標是管理財富差距——將窮人提升到既定的體面生活標準所設定的滿意水平,至少要保證住房、教育、醫療保健、養老金,以及緊急補貼的權利。

我的常駐全能顧問告訴我,她自己對財富差距的看法來自她的祖父:「你拿走任何超出自己需要的東西,都是對真正需要者的損失。」——Rappler.com